东夷书院·百人访谈录⑦丨王兆军：刘明允
□王兆军
编者按
东夷书院启动＂百人采风＂计划，其主旨是如实记录当代临沂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风貌，内容包括各行业的有特点的人物，既有立此存照的意义，也可助力乡村文化建设。东夷书院有若干优秀写手，目前已在王兆军先生的带领下开始工作。今天发表的是该项计划的第七篇。
希望社会各界向书院推荐写作线索，主要是当代人物。东夷书院还准备为一百个村庄立传写史。有这方面素材和线索的，也可通过大美新临沂平台联系具体写作事宜，小编微信1213061221。
刘明允是汤河镇旦彰街村人。
旦彰街，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名字——晨曦照耀的村子。我小时候在姥姥家的时间多，对旦彰街有深刻而美好的印象。汤河从村子的后边绕过东面，向南流去，沿河都是风景。北边有个小柳行，沙滩上的柳树成荫，初夏可以在柳行里找到知了猴子。别的地方，知了猴子爬出来之前，它们的洞是一个小小的眼，抠去“眼皮”，用一根草棒伸进去，蝉虫就会掬着那根草棒被慢慢地提上来。小柳行的知了猴子的洞窟是漏斗形的，因为那里的沙子很细很干净，支撑不住因为知了猴子攀爬出洞而坍塌下去的四壁，所以成了漏斗。发现这种漏斗，伸手就能挖出它们来。我三舅比我大不了十岁，他常带我去小柳行玩耍。他还有一种办法，就是照知了。在柳行里寻些干树枝或芦苇叶，点了火，火光照亮夜晚的柳行，那些误以为可以奔向光明的昆虫们便纷纷飞蛾扑火。我提着袋子，把噗噗啦啦飞来的知了纳入囊中。三舅则在每棵树上踹两脚，让那些沉睡的或者老奸巨猾的家伙动摇心性采取行动……
许多有意思的事都让人着迷，比如各种逮鱼的方法。汤河给我美好的记忆首先是河水。除了洪水汹涌的季节，汤河水都是清澈见底，游鱼历历可数。有一座红石板搭建的小桥，横亘在通往洽沟村，那个地方成为芟洼（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）。在那里不仅可以逮鱼，还能捡到黄橙橙的蛤蜊。每年种牛痘的时节，很多人到那里捡拾蛤蜊，当孩子的发物（促使种牛痘处发炎的食物——作者注）。秋天里，三舅和他的伙伴会在河道里叠起一道宽大的沙堑，沙堑的顶部横亘了大片用苇荻竿子做成的廉子，河水漫过廉子，从缝隙里落下去，鱼虾螃蟹就留在廉子上面。为了及时收获那些河鲜，要在不远处搭一个小棚子。三舅他们点亮了马灯，在里边打扑克。我的任务是不时去那边侦查一下，看有没有大鱼。那些不幸失水的大鱼在月光下跳跃着，发出令人兴奋的声音。三舅最关心的是能否逮到螃蟹。据说因为汤河发源于温泉，汤河的螃蟹特别大特别鲜美。有一本小书上写着：汤河螃蟹是软盖，松江鲈鱼多两腮。辛弃疾写的“休说鲈鱼堪烩”，《世说新语》中提及的典故“季鹰劝陆机”的故事，证明松江鲈鱼是天下美味，由此也可以推及：汤河的螃蟹比现在流行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好得多。那时候，我学会了捉拿螃蟹的本领：提着它们的后腿，撂进瓷缸里。不一会，瓷缸的上层就会泛起它们吐出的发泄愤怒的白沫……
旦彰街有个人叫刘明允，他当了四十年的书记。
当四十年党支部书记的，虽然不是绝无仅有，但也不是很多。像刘明允这样名声一直很好的支部书记，更少。近年来，我很想通过他研究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是如何长期管理一个村子的。他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统治长达四十年，并最后归于善终。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。
我从几岁时就认识刘明允，他家和我姥姥家离得很近，都在村后的大庙附近。解放初期，刘明允二十岁上下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。论辈分，他得叫我表叔。姥爷喜欢说书讲古，明允常跟我姥爷讨论村里的事，姥爷总喜欢借助古代的故事给他一些启发。悠久的历史给新政权的掌门人一种政治伦理上的归宿感，他们借此生发出许多对付世事的办法。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执政经验，对那时的青年人，是重要的。
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姥爷爱玩，明允也爱玩。有一阵子，明允喜欢玩黄雀。他养过蜡嘴、锡嘴、铁嘴，那些鸟的嘴巴分别为乳黄色、灰色和深褐色，因此而得名。他养的那些鸟都很听话，每当明允发出命令，鸟就会飞出去执行任务——到百米开外去拔来一个小红旗。他养的蜡嘴能将扔到半空中的铜纽扣叼回来，再放回明允的手里。他喂鸟的方法是将食物（麻种和粟子）扔到半空，让手疾眼快的鸟飞上半空去啄食。他还会玩一种个头很小的黄雀儿，小黄雀会抽卦，明允和我姥爷将写了卦辞的签子放在竹筒里，小黄雀会用嘴巴在里边叼出一支来给人看。有些瞎眼的算命先生用这种鸟给人算命占卜，得些钱财或食物，我姥爷和明允只是玩。我那时刚上小学，有时会鹦鹉学舌地将老师课堂上讲的话囫囵表达出来，说瞎子玩的把戏属于封建迷信（意思是在打击之列），明允却说：“那些瞎子，都是些可怜人，无非耍点把戏挣碗饭吃——咱不去管这个。”
成立农业社，明允当了初级社的社长，我姥爷当会计。当社长后，领导批评他养鸟，他原想把那些鸟送给我的，可是没来得及送呢，明允就挨了批评。吃皇粮的脱产干部要求他雷厉风行，尽快处理掉那些鸟儿，不然就执行纪律。明允说他要将那些鸟送给我，脱产干部警告他说，儿童是祖国的花朵，不能让小孩子沾染不良嗜好。明允听了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当场把那些鸟一个个摔死了。那个吃公家饭的脱产干部很是吃了一惊。明允看着自己心爱的鸟们死去，没掉一颗眼泪。这人慈心仁厚，可在某种情况下也能下得狠把儿。这是他当书记的要诀之一。
明允家中有一把小号，铜的，很亮，动不动就从怀里掏出来吹两口，声音嘹亮，大半个村子都能听见。当干部后，这一爱好不仅没废止，还得到发扬。每逢集会（村民大会，唱大戏安排场子，求雨烧香，扭秧歌或舞龙等），明允都要吹一阵子。舞龙和玩秧是当地最喜庆的节目。玩秧，就是集体扭秧歌，男的女的打扮成三教九流的人物，由秧头一人领导，在空场和街道上尽情耍戏。秧歌队每到一村，该村的头面人物须出面迎接，好像国王接见外国来的文化使团。茶水自然不能缺，还要燃放鞭炮来领秧，像港口派出的领航员。鞭炮在前边响着，后面是秧头（秧歌队的首领），然后才是秧歌队。玩秧演出，当时的报酬就是管饭，每人一两片旱烟叶。彼此常因为烟叶的多少发生礼节性的争执，玩秧的嫌少，接待的说穷，最后以“喜不足”为由结束，皆大欢喜。
舞龙的场面比玩秧更为盛大。旦彰街有一条龙，那龙的骨架是用木头和竹片做的，套上色彩绚丽的龙衣。色彩斑斓的龙平时放在我四姥爷家的西园里，逢到重要节日才拾掇出来用。汤河两岸那时只有少数几个村子有舞龙盛会。舞龙时，十几条汉子，每人持龙之一节，双手擎着，根据编排的方案走出一些花步来，龙就摇头摆尾的动起来。龙头最重，只有像刘宗堂那样的壮汉才能充任此职。
舞龙是讲究节奏的。乍开始时，那龙并不积极，像个懒惰呆笨的巨兽。这时，它的前面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圆球，圆球象征了神话传说中的蜘蛛精，用大红丝绸做的，放在一根杆子的顶端，可以转动。这个活泼的、灵巧的、刁蛮的、多情的蜘蛛精腾挪跳跃，反复调戏对面那个体型巨大、性情懒惰、动作拙笨的龙，龙受不了蜘蛛精的挑逗，慢慢行动起来——也许它实在不耐烦了——也许的被蜘蛛精的风情万种所诱惑。恼火也好，动情也罢，反正它是运动起来了。当那龙大动起来后，场面热闹了。传说虎行生风龙行生雨，当龙运动时，大自然会给大地带来雨水。乡村舞龙的主要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抗旱保丰收。
走在龙前面的是蜘蛛精，而蜘蛛精的前面就是吹着铜质小洋号的刘明允。他是整个游行队伍的向导，是龙的领航员，是统辖节日活动的灵魂人物。他昂首挺胸，脚步坚定，一往无前地走着，神气十足。小号的声音激扬嘹亮，进行曲的节奏，给游行增添了极好的音响效果，号音让人们长了精神。那时的明允意气风发，敢于带头，热情充沛，做什么都不怕。他不怕议论，不畏人言，敢执敢下，这样的担当精神也是他统治一个村子四十年的因素之一。
合作化，他过来了；大跃进，他也过来了。六十年代初期的四清运动，也没发现他有经济问题，群众只提了些工作方法方面的意见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一度被打倒，可造反派控制不了局势，社员都还支持他。一阵阵风潮过去，他又当了书记。在基层，凡能坚持多年统治的人物都有其独特的管理方法和广泛的社会基础。
我曾经当面对他提出这个问题。刘明允回答说：他管理旦彰街的办法有三：一是靠严格的法规，一是靠普遍接受的传统道德，一是自己不沾集体的便宜，还要努力带领社员增加收入。
他执行的法规大都是政府颁布的，实行起来名正言顺。除此之外，明允还有些针对实际情况确定的小办法，那些随意性的、不怎么合乎清规戒律的小办法，才是最实用的权力，执行起来有时要附加一定的威严和微暴力——不是开枪动炮或私设公堂，而是当地人说的“一打二吓唬”。旦彰街是汤河乡政府驻地，明清以来就有集市。集市一度很乱，小偷小摸多，严重扰乱市场。明允发现这有损于旦彰街集市的名声，于是就发下狠话：“我得想法治治这些龟孙！”
他找了些人，分散在集市上，暗中监视毛贼。不久，他们就逮到一个。明允问：一共几个孬种？毛贼不肯答。明允吓唬道：说不说？不说，我就拿鞭子抽你，还要游你的街！那贼还是不说，明允就让那毛贼一边敲锣一边向路人宣称自己是个贼种，叫大家认识他。人们都说：这些坏东西不狠治就是不行。游完了街，明允告诉那贼：我今天揍了你两巴掌，还游了你的街，你可以去告我。说完，他就把贼押送给派出所，对所长说：人交给你们了，你们想怎么就怎么，我不管了，跑了也不怨我，死了也没我的责任。可你得告诉他，要是被我第二次逮着，我就要他的命！派出所警察说，可不能滥施刑罚哟！明允说：既然你们管不了，那我就得管。你说不施刑罚也可以，下次逮到这种贼，我打算用烧红的火钩子勾出他们的卵子来！
当然，他不会真的实施那种刑罚，不过毛贼们因此晓得了明允的厉害，在旦彰街集市上销声匿迹了。明允说，我也就吓唬吓唬他们，吓唬人就得朝狠处说，不然他们不怕啊！在普遍的法规之外，因地制宜地加上自己的一些土办法，是他行政的手段之一。
明允对别人违反规矩很严厉，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。大孩子叫刘宗斌，在临沂的一个工厂负责（俗称制桶厂），待人谦恭而温和，可是明允老觉得他的大儿媳妇在外场上好像不大热乎人，便以为她是看不起乡下人，心里别扭。一天，他去了儿子在城里的家，上门就训斥儿子和媳妇：别一到乡里就耷拉着脸，谁也不比谁矮半截，城里人是人，乡下人也是人！等等。媳妇听了，知是误会，想辩解。明允当即声言：我在场，没你说话的份儿！媳妇就只好那样站着听着，不敢多话。明允转脸对儿子说：我告诉你，如果她看不起别人，以后连你也会看不起，我是为了你才来教育她的，知道不？儿子说：行了行了，老爷子消消气吧，没那么严重，习惯不同罢了。明允说：我就是要改改你们城里人这种看不起乡下人的坏习惯！我最反感的就是你们那种不冷不热的脸子！
明允的前妻去世多年，后来他续娶了一位后妻。后妻的次子有一次偷拿了公司的一件东西，明允发现后，就把那小子绑起来，先是揍了一顿，接着就逼其去自首。后妻虽然心疼孩子，可是不敢劝，直到那小子认了错，明允才罢手。事后，他还要那孩子给他揉一揉打人累酸了的胳膊。明允语重心长地对那孩子说：你虽然不是我的种，可我在你身上得花同样的力气，得用同样的精神。如果教育不好你，那说明我存了偏心。你学坏了，等于我没疼你们。打是亲骂是爱，你得懂这个道理。我从小调皮捣蛋，就是生生被我爹揍大的，不然我当不了这书记！
明允是个负责任的统治者，他将保卫村庄安全和提高村民收入看作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而且，他懂得经营，敢于引领新潮流。不论多艰难的年代，他都奉行一个原则：旦彰街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别的村。集体化那阵子，该村生产搞得好，社员分得的粮食比别村多，他就觉得自己这个书记没白当。明允千方百计为旦彰街多弄平价化肥指标，买最好的种子。干渠一来水，他就睡不着觉，昼夜不停组织人开闸放水浇地，即使只有一块地上不去水，他都会寝食不安。在别的村都还专注于粮食生产时，明允就在旦彰街种植经济作物，棉花、花生、黄麻、太子参，他都种过。十年前他从外地听说木瓜收益好，带领村民种了很多木瓜树。现在那里的木瓜，大的一棵能结五六百斤。北方的木瓜不甜，但木瓜干既可以作药材，也可以做饮料添加剂。木瓜的种子可以育成小苗，作为嫁接海棠的砧木，收入很好。汤河的海棠就是在他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。
他在汤河的堤岸外边挖了两个鱼池，一个养鱼，另一个养鳖。他的观点是，当干部的不能从老百姓手里抠钱，但自己不能没钱，所以得动脑筋增加收入。成功了，能带动大家一起致富；不成功，就自认倒霉。多少年来他就是这个思路，多数成功，也有失败的。他的养鱼池养鳖池，好时每年能挣二三十万。他说：人说身在朝廷好修行，我说有钱才能保晚节，没钱就得想法子去挣——靠吸百姓的血发财，那是最孬种的官。旦彰街的村民也有这样的评价：明允有个好处，就是不贪图集体的财物，脾气是厉害了一点，可他办事公道，老百姓说不出他什么来。旦彰街是个很难治理的地方，没他还真不行……
时间流逝，明允老了。两年前我和文柱去他那长满果树的院子里拜访他，见面后自是一番好聊。他头发花白，但精神矍铄，身板挺直，嘴角上依然挂着那种坚毅而冷峻的笑容，好像每一句话都是咬着压根说出来的。我们谈了很多往事。关于刘明贤，明允说，明贤在国民党五十七军当过中级军官，后来在云南起义后被改编成解放军。解放后明贤在个旧锡矿当干部，文革中多次来人调查，说他解放前杀了三十多个人，实际上没那回事。他们说的那件事和1947年还乡团反攻倒算有关。老模范（诨号，旦彰街人——作者注）他爹和村西头的王继贤这两个人的死确实与还乡团有关，但那时明贤已是国民党正式军队的军官，案件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杀人是当地还乡团和叛徒干的，其间还有私人仇隙，不能胡扯秧子把帐记在明贤头上。明允为此写过好几次政审证明，为明贤洗刷了历史嫌疑。后来明贤回村探亲，一进门就给明允磕头，感谢他照实说话。青岛的刘西贵，情况类似。
说到他的长子刘宗斌，明允不能平静。刘宗斌原是国营企业的干部，那个厂子不行了，他个人承包下来，生产铁皮油桶，出口，利润好，是当时临沂最好的企业之一。明允说，市委书记要求刘宗斌负责接待几个外商，好让人家来临沂投资。那些日子，刘宗斌老是陪着喝酒，弄坏了身体。初发病时，医生以为是阑尾炎，一开刀才知是直肠癌，当时没有切去。后来去了一家中医院，这么针那么灸，耽误了。见临沂不行，改去济南一家什么医院，每一针要上万元，病不但没治好，反倒更重了。济南那家医院要多坏有多坏，他们自己没本事，偏又把病人介绍给南京一家医院——两家相互介绍业务合伙骗钱。去了南京，还是不行，回来后又找了江湖医生，花了几十万，没治着，最后才到了北京301。那里的院长是咱平邑人，他一看，说晚了，即使动手术，术后最多也就活两三个月。就这样，好好一个人完了。在宗斌的安葬和遗产继承等方面，家人闹得不大愉快，明允说都不愿说。
避开这个话题，明允带我们看了他的苗圃，然后喝茶。
他说此生有三次危险事，一次是五十年代初期，村里修筑大戏台，他不小心从台子上掉下来。当时乡村还有些乱，他怀里揣着一颗手榴弹，因为戏台较高，摔得很重，那颗手榴弹的木柄都折断了，可手榴弹居然没响；要是响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第二次是在步枪里装错了子弹，直径大了点，子弹头进去了，弹体没进去，但撞针还管用。一勾扳机，打响了子弹，火药爆炸，将他的耳朵炸掉了一片。如果当时不是歪着头瞄准，就一命呜呼了。第三次是拣到一颗日本人的小炸弹，他把引信拔出来，将炸弹扔了出去，没想到那个看上去比鸭蛋稍大点的炸弹威力巨大，虽然及时倒地，身子还是被炸起来的尘土埋了一半。说这些事的时候，明允一副轻松的样子，笑呵呵说自己八字硬。
六十年代困难时期，旦彰街饿死不少人。1960年冬天，旦彰街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人。那时，老模范主持大食堂，明允一过了年就去了苏北，跟人家合伙做孵小鸡的生意。明允当年曾跟我姥爷一起开过孵房。当时公家的供销社实行垄断，不让私人搞，三番五次要取缔那个孵房。明允就质问他们，同样的事为什么兴你们公家搞不兴老百姓搞？那些人只说文件规定的，明允就骂那些文件是吃屎的人涂抹的。他不听上级的劝阻，硬搞，看能怎样！这么来硬的，也就搞成了。那年，他们还真赚了些钱。如今又遇到生死难关，明允不想在家里等着饿死，就约了我姥爷几个人再去苏北抱鸡。那次苏北之行很成功，不仅赚足了吃喝，最后每个人还分了些钱。那几个月里，他们光豆油就朝家梢回三次，还有照蛋、白蛋等。照蛋就是没能成功孵化出来的小鸡，白蛋是没有受精的卵，虽然是孵房里淘汰出来的，但很好吃。从苏北回来后，组织上还叫他当大队支部书记，明允自己说：我看别人都不是那块料，就又接了手。
1958年夏天，时值大跃进三面红旗，明允被征去临沂发电厂当工人，但他不久就回来了，人家说你不能说走就走啊，真要走也得找个人顶窝代岗，他就推荐了刘文修，也就是我三舅。这件事，我姥娘一直想不通。孙家对河有个坏分子散布谣言，说那些被征去做工的青年不久都要集中起来拉到东海喂鱼，喂好的鱼给毛主席当酒肴。这种话连鬼都不会相信，但我姥姥就信以为真。那个造谣的人后来被捕了。但是旦彰街还有这类执迷不悟的人，相信谣言，加入邪教。不久，明超入了一贯道（也称圣贤道——作者注），我姥爷可能也是成员之一。明允劝我姥爷远离对河那个会道门头子，我姥爷半信半疑，有事没事地就到西菜园找明超聚会。三面红旗劳民伤财民怨沸腾，社会动荡，政府为了稳定局面，严打反动会道门以维持治安，一贯道遂成为重点打击对象，明超总是东躲西藏的，不知后来如何。
明允再次接任书记后，旦彰街的生存状况极为严峻，自救是首要问题，大家没饭吃，也没有粮食。所谓的共产主义大食堂解散了，人们只好吃草根树皮，连灰菜、眉豆叶、洋槐树叶、大麻叶也拿来充饥，很多人肿了脸，眼睛肿得看不见东西。明允说，当时死人最多的是官岭，一年死了170多人，占全村人口六分之一。当时只有一件事要做，就是想尽千方百计救济濒临死亡的人。明允斗胆违抗上级规定，秘密宰杀了一口约克夏公猪，把肉分给那些得了水肿病的社员，他自己连根猪毛都没敢拿。那头公猪是一头种猪，集体财产，用来繁殖猪仔的，按规定不能杀。明允想：人都快死光了，繁殖多少猪仔还有什么鸟用，不如杀了它救急救命好。参与杀猪的都是本村人，家里都有因营养不良患有水肿病的老人，明允事前告诉他们：因为这件事，我可能要坐牢。我要是坐牢，你们也跑不了，区别也就是罪大一点小一点罢了。如果你们怕坐牢不想干，我可以找别人。不怕坐牢，杀了猪，大家分肉，你们额外得一份猪肠子猪下水。在场的一群人为了得到一副猪肠子，众声呼啸，说宁肯冒坐牢的危险也要参与这次杀猪——可见那时饥饿到了何种程度——坐牢都不怕了。明允回忆当时的情景让我不由得联想：从前旧社会的农民起义大概就是这种情景，一点火星，一件小事，激愤的人们揭竿而起，于是就有了风生水起的起义。放在那时，明允这样的人，就是小领袖。
明允一辈子的大优点就是敢于为村子负责，且不贪图私利。1958年反右倾，到处都搞“拔白旗”（所谓白旗就是指那些不肯亦步亦趋跟上级走、不会吹牛、实事求是的干部——作者注），而红旗就是虚报浮夸无限度吹牛的那些人。当时大小干部，只要你不会吹牛，就得垮台。为了避开政治危险，明允也参加过吹牛比赛，说亩产可以达到一万斤。村中有一位委员怀疑此事，嘟嘟囔囔的，说亩产能达到一千斤就算烧了高香啊说亩产万斤等于放屁。脱产干部工作组当时就在面前，这个委员的牢骚话要是被他们听清了，那人当时就得倒大霉。明允为了让那人住嘴，一脚把他踹倒，大声吆喝：赶快滚回家睡觉去！公社刘书记在场，问明允，这人刚才说什么了？明允说他刚才打盹儿说梦话了。刘书记说，估计又是个“算账派”。所谓算账派，指那些什么都要计算、不肯忽悠的干部。如果被打成算账派，轻则撤职，重则要送到临沂去坐牢。明允随时随地都会注意挡上护下，必要时也会来点小动作，这也是他的统治术之一。
明允在支书位子上一直干到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并享有较好的名声。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他没有落后，但是，分田到户，从根本上解体了他从前所依赖的生产关系，他一度感到茫然。但他有个好处——愿意跟党中央的政策走。在新型的社会机构面前，他曾极力寻找新的管理方案，但由于学业很浅（他是自学扫盲的），不可能拥有更先进的思想资源，于是就想到了古人奉行的孝道。在当书记的最后几年里，他给考上大学的发过很高奖金，也多次嘉奖那些孝顺老人的模范家庭，甚至还点名批评了某些不孝子孙。但是，时风嚣张，这些老旧手段没能拯救世风日下的村庄。最后，他感叹跟不上时代，于是选择了退休。
前年，他指着自己那个院子（他自己花钱用挖鱼塘的土垫起来的几十亩地）的苗木说：了山了会了（了，读liao），处理好这些东西就走。了山了会，是说乡村集市傍晚散去时的阑珊情景。他知道自己老了，虽然个性强悍，但年龄不饶人，谁也对抗不了生死规律。每次见面，他都怀念那些曾支持过他的领导，哪位市委书记来过，谁谁在这里喝过鳖汤，县上区里谁谁跟他最是要好，等等，但很少提及百姓。只要说上级要搞什么事，他总是积极参与。不久前，镇上要整治汤河水域，有一条路要拓宽，路两边的树要去掉。在尚未议定赔偿价格的情况下，明允带头将自己一百多棵银杏树砍了，以支持公益事业，老百姓因他的“积极配合上级”而失去了进一步讨价还价的筹码，有人就暗里骂他。他知道有人骂他，但还是说：上级的号召若是好事，咱损失一点怕什么？你们这些人，真没个出息！
明允是个懂得实际操作的基层干部，也是有个性的人。他的一生有声有色，故事多多，可惜我未能对他有更多的了解。去年，他因心脏病突发，去世了。我院里还有几棵他送我的垂丝海棠，算是对他的纪念。偶尔经过汤河，路过他那院子，依然叫我浮想联翩。他就像是凌晨五点的菊花，在幽暗的晨光里熠熠生辉，待到红日高照，那光辉就只是霜星上的冷凉反射。社会在前进，这样的干部不可复制，也不必复制了。
附：临沂东夷书院发起人王兆军简介
王兆军，临沂东夷书院发起人。198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，文学学士。主要作品有《拂晓前的葬礼》、《原野在呼唤》，长篇小说《乡下人》三部曲：《白蜡烛》、《青桐树》、《红地毯》，随笔散文《碎玻璃》、《皱纹里的声音》、《眺望红尘》、《问故乡》等；其画作主要为焦墨山水，构图阔大意远、用笔干脆简洁，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。加拿大brock大学教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