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父亲

“温和大王”杯父爱月征文

   □耿志刚

 一直有个心愿，想写一写我的父亲。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就几次央求父亲给我讲一讲他的故事，我想用我的笔记录下来。可是这个心愿一直没能实现。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从没有正儿八经地过一次父亲节，与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后的节日，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；母亲与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后的节日，也是中秋节和国庆节。记得母亲去世前的那个中秋节，全家人聚在一起。晚上摆上酒菜，母亲问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我说：“今天是中秋节。”母亲说：“哦，到八月十五了。”那天晚上，母亲破例饮了半杯酒。而今父母早已辞世而去，在父亲节又一次到来之际，坐在电脑前，打下这篇文字，纪念我的父亲。

父亲小时家境不好，只上过一年半学。而这一年半的学校生活，父亲非常自豪，几次跟我说起。因为那时村里能让孩子到学校上个一年半载的，毕竟是不多。父亲对我讲，就凭这点文化水，每逢春节，他都要写对联拿到集上卖，而且由于词语新潮，他写的对联卖得很快。父亲讲，我爷爷手很巧，会做很多玩具，春节前就与父亲一起到集上摆摊，爷爷做的玩具很受孩子们欢迎，特别是一种木制的小老鼠，背上有根线牵着，手一松，老鼠就朝前跑几步。这种玩具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

  父亲是1938年4月参加革命的。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，父亲偷偷从家里跑出来，晚上到我舅姥爷家说了一声，饭也没吃就连夜去找队伍，半夜饿得受不住跑到舅姥爷的地瓜地里挖了块地瓜充饥，次日凌晨遇到八路军鲁中四支队，成为了一名军人。由于父亲作战勇敢，思想进步，次年4月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在部队先后任通讯员、班长、排长、连长等职。1941年7月，他到抗大一分校学习，学习结束后又留在学校侦察队工作，一直到1944年3月。这期间随校参加了多次战斗，其中包括著名的甲子山战役。这也是我下乡时，要步行三十里路去爬甲子山的主要原因。

离开抗大分校后，父亲又先后到沂南县武委会、鲁中二地委武装部、蒙阴县武装部工作，在这期间，父亲参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。父亲的战斗故事，他一直不跟我讲。我小的时候经常问他，他只跟我讲，莱芜战役的时候他当排长，副排长会少林武功。兵临城下，晚上休息副排长嫌地上湿，就用石头支起扁担，躺在扁担上睡觉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，副排长冲锋在前，英勇牺牲。每当说到这里，父亲总是非常动情。孟良崮战役时父亲带民兵团，正赶上他牙痛，就找了根铁钉，自己拿着铁锤对着镜子把坏牙敲了下来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只给我讲过这些。从母亲保存的父亲遗物中，我知道父亲获得了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、淮海作战奖章、渡江作战奖章。遗物里，还有他与母亲一起捐款给人民公社买拖拉机的一张证明，还有一张伤残军人证，是最轻的那个等级，而他一直没有领过补助。

  说到这里，我还要说一说我的母亲。我母亲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。她从小就失去了父亲。我的大姨是村里第一任识字班队长，她出去工作后，我母亲就接任了识字班的工作。1948年母亲在临沂党校学习，学习结束被分配到蒙阴县做团的工作。当时她才二十来岁，一个人背着行李和煎饼卷，揣着组织介绍信，步行走了三天走到蒙阴。母亲每当给我说到这个情节，总是说，那时还没有大马路，她一个人在路上走，也不知道害怕，晚了就在老百姓家住下。

  我的父亲原藉莱芜，我的母亲原藉日照，他们在蒙阴相识并结婚，又一起调到沂源县工作。当时我父亲任沂源县委委员、武装部长、兵役局长，而我母亲却先后在鲁村、悦庄两个区做团委书记，两个区离县城都近30里路，两人很少能够互相照顾。我的母亲个子比较矮小，到三十岁才怀了我，需要去济南做剖腹产。那时很少有人做剖腹产，对母亲来说也是大事。偏偏那段时间父亲工作很忙，母亲是一个人去济南做的手术，直到快出院时父亲才去。我是在省立二院出生的，当时医院还比较正规，需要给我报名字，而母亲也无法给父亲取得联系，医院的医生就讲，这同天取名叫济生的特多，咱就叫鲁会吧，山东省会的意思。所以我第一个名字是医生给起的，一直到上小学时才改过来。我的生日至今也是一个谜。因为母亲一直告诉我，我的生日是农历正月三十。我父亲生日是二月初二，所以从来没有给我过过生日，母亲总是说，你们爷俩一起过吧。我上学以后，查对了那年的日历，发现那年小进，没有正月三十。而户口本上，我的生日是二月二十七，我猜想可能我的生日是正月二十七，换成阳历就成了二月二十七。但查日历，正月二十七已经是阳历的三月份了。母亲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我的生日究竟是正月二十七还是二十九，她说当时一个人在济南做手术，打上麻醉药，哪里还知道哪天是哪天。这件事一直成为母亲的一个遗憾和心事，也成为一个永远也弄不清的谜。

我母亲告诉我，有了我以后，她仍然在区里工作，不能与父亲在一起。有一次我得了病发高烧，晚上出现了抽风，她连夜抱着我往城里赶，幸亏路上遇到一个推小车的，不然我还真不知能不能有今天。当时母亲的身体也很虚弱，为了使我能够得到照顾，在1958年精减干部职工的时候，父亲动员母亲带头报名退职。为了这事，父亲没少挨母亲的埋怨。一直到现在，母亲还时常为此事落泪，总是说，当时她的工作在县里各区团委书记中是数的着的，退了职就成了家属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。

1958年6月，父亲转业来到临沂，先是在公安处劳改大队工作，1960年10月调入市人民医院任副院长，主要负责行政和后勤工作。我记忆比较清楚的是，开始父亲担任干部疗养院筹建组的组长，建院之初，只有我们一家在汤头的建院工地上住。那时正值困难时期，有一次我拿着一个小布包去人家已经收过花生的地里拣花生，被一个拿枪的民兵追到家，母亲给人家说尽了好话，把那一布包花生都倒给人家才算完。疗养院建好后父亲先回市人民医院，我们又在汤头住了一段时间才搬到临沂去，记得当时雇了两辆大马车，连人带家当搬到了临沂。

父亲的工作非常认真，当时医院条件不好，职工食堂需要到沂河拉水吃，为了防止水质出现问题，父亲亲自到沂河边选好灌水点，再三叮咛工人一定不要为了少走路而取不干净的水。后来父亲被抽调到郯城红花公社搞社教，半年不回家，期间总共回了一次家，车票也不到单位报销。社教结束后，经常有郯城红花公社的老百姓来找他领着查病，一直到两、三年后才逐渐减少。

  父亲为人非常实在。有一次，一四六医院的军医来我院实习，一位老军医见我父亲走路有点不太得劲，就对年轻军医说，你看老院长走路了吗，腿里一定有块弹片没取出来。其实我父亲受过伤还定过残，在那种场合他默认一下也就行了，他却一再声明，身上没有弹片，弄得那个老军医很没面子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父亲也受到了冲击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罪责，就是隐瞒了家庭出身。我父亲出身中农，他一直在外不很清楚，就填成贫农。现在想想很可笑，中农不也是革命阵营里我党的团结对象吗。当时我还很帮了父亲的大忙，父亲的所有检查材料几乎都是我写的，这也成为父亲、母亲的骄傲，说我中用了。我写的检查材料当时也是几次不过关，被造反派说成是“挤牙膏”。那时造反派也很激烈，有一次父亲在台上被人从后面踢了一脚，差别没有从台上摔下来。我母亲为此还想了个办法，把家里的一个大红木箱腾空，在后面用烧红的火剪烙出几个洞，以备我父亲在造反派来时藏身。后来我父亲是当权派中第一个被“解放”的。

 1976年6月，由于身体原因，父亲自己要求办了离休手续。当时离退休还没有形成一个好的制度，别人都是反复动员一拖再拖，只有我父亲是自己要求的。他说，我在家不能上班，也不愿像别人那样休息六个月上两天班再休息六个月，干脆退了算了。他老人家开始是心脏不好，后来胃做了大部切除，1997年10月9日，因肺病去世。

  父亲去世以后，每到清明、七月十五、忌日、小年之前，母亲总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念叨，要我们选好日子去上坟，直到上坟回来她才安心。2009年10月22日，母亲病逝。

  父亲节是一个思念的节日。父亲母亲安息吧。